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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說德意志氣質
一，方法的解釋根據流行的定義，文化既是行為的產物，也是決定進一步行為的因素，特別是那些使人無需思考即做出決定的，存在於容格意義上集體無意識中的行為範式。民族的精神氣質並非一成不變的，相反，其變化在歷史的時間尺度上經常是顯著的。從世界範圍內看，民族氣質的變遷帶有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以致經常被作為文明化進程的某種要素而非一個與文明化進程相互作用又保有自身相對獨立性的平行過程。
這種看法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並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和文化傳播能力迅速提高，地域壁壘逐漸瓦解，文明化進程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越來越趨於收斂和同一。但是文明進程的同一性並未在民族氣質的變遷中得到程度相近的反映。“幾千年以來。。。英國人仍是英國人，法國人仍是法國人，意大利人仍是意大利人，而德國人還是德國人。“在歷史的時間尺度上，歐洲各主要民族雖然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遷，但是各民族之氣質的變化始終在以本民族的特殊方式所呈現。”對稱是不需要原因的，而對稱的破缺需要原因。“文明進化過程的收斂性和民族氣質變遷的發散性之間的對比表明，後者並非被動地依附於前者，簡單地由前者所規定，而必然是具有某種內在獨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自治的過程。這要求我們不能輕率地忽略有可能最恰當地說明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未來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方面。
研究複雜現象的常用方法是還原。將現實世界所呈現出的令人炫目的多樣性納入某種簡潔的解釋框架，還原為某些基本的作用和因果關係。在歷史文化研究中，還原論經常表現為時間維度上的回溯。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遵循由簡單到複雜演化模式（雖然，在相對較小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存在著明顯的例外），時間的逆推約減了經驗材料的複雜性，使得研究者可以用相對原始，簡單的狀態和關係解釋先進，複雜的狀態和關係的存在，從而自然地導致了精確科學意義上的還原論。在一個樸素的歷史決定論者眼中，上述方法是不值得過多懷疑的。但是歷史決定論本身卻是值得懷疑的。對人而言，或許沒有什麼比他的存在更微妙和深奧的事情了。生活之中充滿偶然和意外，從心理上很難將其看做一種決定論的動力過程。甚至即便這個過程是決定論的，它也必然由強非線性和混沌方程所支配，以致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先見之明。但是，這種貌似悲觀的論調主要應該被看做歷史文化研究自身的建設性反思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動力，而非簡單的否定。我們從來不能回答所有疑問，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經常，我們的回答使自己陷入了新的混淆之中，但是這種混淆存在於某種更深刻的層次上，並關注於更有價值的問題。
出於上述謹慎的考慮，這裡將循著兩種不同的方法展開本文的主題：德意志氣質。首先，循著歷史決定論的範式，考察德意志民族有史可考的的精神源頭，讀者或許將驚異地發現，決定論特徵在德意志歷史文化的演進歷程中有著較清晰的表現，某些基本的精神要素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幸運地保持和發展著，構成了使現代德意志氣質獲得自身規定性的獨特方面。其次，將描繪典型地表現了德意志氣質的歷史橫斷面和（或許特殊的）歷史事件。採取後一方法是出於這樣的經驗：即使將歷史文化看做某種充滿巧合和神秘的隨機過程，典型的採樣也有助於獲得關於這一過程的統計特徵和內在決定性成分（如果有的話）的知識。
二，德意志氣質：決定論的進程
在表面上看來，德意志氣質中充滿了矛盾。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銳和根本性的。但是通過深入的考察不難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德意志氣質所表現出的矛盾經常是源自觀察者的誤解和成見。事實上德意志氣質不僅具有邏輯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內在的穩定性。或許，正是後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得以保持。
德意志氣質的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理想主義的精神勇氣（不幸，這是有爭議的。但是作者希望這種出於誤解的爭議在隨後的文字中將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氣質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內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時代的古日爾曼神話。主神奧丁和他的勇士們在與魔界的戰鬥中同歸於盡，世界也隨之毀滅。這類悲劇性的結尾從希臘時代就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但是日爾曼的悲劇更狂暴，剛健，具有一種可怕的冷靜和客觀。正義者沒有獲得任何安慰性的獎賞，即使僅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獎賞。沒有犧牲的光榮，也沒有受難的神聖。甚至正義本身也隨著她的承載者一起寂滅。客觀而言，這個世界確實既無價值也無意義。“在日耳曼神話中，戰爭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 - 卡勒爾著，商務印書館）。
這種植根於久遠歷史中的剛健的集體無意識和發自天性的英雄主義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成為德意志斯多葛主義世界觀和精神氣質的心理基礎。並在尼采的哲學和瓦格納的戲劇中獲得了眾所周知的詩意化的復興和發揚。一位在一戰中陣亡的普通德國士兵在他的家書中典型地總結了這一點：“德國人向來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 “（”向死而生“，德國文化叢書，三聯出版社）。這裡，死亡不再是一種純粹否定性的東西，而被賦予某種終極的積極意義。
如果說哲學和藝術由於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徵而可能缺乏最廣泛的平民意義和統計一般性的話，那麼通過考察作為一種大眾化宣傳手段的軍歌可以有效彌補精英特徵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為宣傳必須面向大眾，符合大眾的心理狀態和需要。以納粹德國時期著名的“德國裝甲兵之歌”和“德國傘兵之歌為例”：
德國裝甲兵之歌
"。。。。。。
躍上那沖向勝利的通途！
如果我們為命運女神所拋棄，
如果我們從此不能回到故鄉，
如果子彈結束了我們的生命，
如果我們在劫難逃，
那至少我們忠實的坦克，
會給我們一個金屬的墳墓。“
（歌詞譯文）
"。。。。。
伊朗Mehr nicht有限公司kehren世界投資報告，
祖爾故鄉 zurck，
Trifft死Todeskugel標準規範，
Ruft標準規範 DAS的Schicksal AB公司
茉莉Schicksal AB公司
達恩北京時間裝甲，王鳳琴
艾因ehernes搶。“
（德文歌詞）
德國傘兵之歌
"。。。。。。
同志們，那是有去無回的征途。
在遙遠的東方有黑色的雲彩，
來，不要失魂落魄，來！“
（歌詞譯文）
"。。。。。。
Kamerad，大gibt胚胎幹 kein zurueck。
蕨類植物的IM奧斯滕 stehen鄧克爾 Wolken，
電台評選'麻省理工有限公司咋個 nicht，電台評選'麻省理工學院！“
（德文歌詞。歌詞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現了“同志們，那是有去無回的征途。”）
在這兩首以激勵士氣和紀律精神為目的軍歌中，死亡（而並非失敗，這個差別是意味深長的）被毫不隱諱地提及。這種不同尋常處理的源於建立在清醒的現實感之上的勇氣，也源於對自我，死亡和責任的深刻而獨特的理解所帶來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義上反映了古北歐神話所代表的獨特死亡觀念對於現代德意志民族的大眾心理特徵的深遠影響。
紀律和服從是德意志民族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這裡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僅在於其自身的彰顯性，還源自與德意志式勇氣之間的“對立”。威廉 - 夏伊勒在“第三帝國興亡“中表達了這樣的詰責：”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在戰場上視死如歸。。。卻在塵世的權威面前唯唯諾諾。。。"。類似的疑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給出過不同的答案。事實上，循著德意志斯多葛主義的精神源頭，勇氣和服從之間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爾曼人始終被羅馬文明所吸引著，即使最嚴酷的汪達爾日爾曼人也對羅馬文明懷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對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氣質卻使得他們的靈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法被羅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戰鬥的天性使得日爾曼諸族成為羅馬的保衛者，又不可避免地成為羅馬的破壞者和征服者。羅馬時期的保衛和破壞，服從和抗爭，如同一個隱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後頗為漫長的歷史中的命運。
法蘭克王國分裂後，由於天性中對自由的追求和或許過度的戰鬥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領地上未能象西法蘭克那樣長時間地維持著一個基礎穩固的統一民族國家。這一點是耐人尋味的，來自日爾曼法蘭克王室的禿頭查理在高盧凱爾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權威，而這種權威的絕對性是大多數德意志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從未獲得過的。神聖羅馬帝國由於組織鬆散，內部的征戰和羅馬教廷勢力的滲透而變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經常無法象同時期的法國，西班牙甚至丹麥那樣贏得大陸國家的尊敬。這使得德意志成為強大和弱小矛盾體。
幸運的是，曾經使得德意志人無法融入羅馬文明的斯多葛氣質最終將幫助德意志擺脫渙散和內部爭鬥的宿命。日爾曼諸部落毀滅羅馬之後，某種不安和負疚感時時支配著作為勝利者的日爾曼諸王的情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種不安源於對秩序和聖化的價值體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氣質中一種深刻而獨特的方面：強大的爭取自由的傾向，與一種同樣強大的為某種奉為神聖的秩序和權威而獻身的衝動相互交織的精神需求。只有從斯多葛主義的視角中，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義者的行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們追求個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帶來的任何樂趣的時候也不會有患得患失的負疚感，但斯多葛主義忽視自我，追求使命和責任的本質訴求使得斯多葛主義者的個人幸福的的終極實現無法簡單地通過自我需要的滿足來達致，而必須借助於某種外在秩序和價值體系的認同。
這種斯多葛氣質在德意志漫長的歷史中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逐漸得到了社會化或學院化的發展。如黑暗時代的親兵制度，行會，條頓騎士團，晚近一些的普魯士軍官團，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義。條頓騎士三誓言：“安貧，守貞，服從”和伊曼紐爾 - 康德的著名命題：“理應即能夠”（應然意味著可以，英譯）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義對於黑暗時代和古典時代德意志人的社會和精神生活的影響。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義在德語民族的精神世界中發生最廣泛和深刻的作用，並根深蒂固地成為近，現代德意志人精神氣質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許應該歸結為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和宗教改革領袖路德對德意志斯多葛主義的繼承，發展和獨特詮釋。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獲致精神平衡與內心寧靜的自我精神建構，另一方面，為德意志擺脫政治上的渙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 - 文化的基礎，並爭取了必要的政治環境。
路德首先是一個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爭的衝動和服從的衝動同樣強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對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從上帝，這種服從，就是在個人領域內的絕對自由，因為不從屬任何種類的人的控制和監督。另一方面，他對秩序和價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惡力量的願望，又使得他主張在政治領域中服從世俗權威“（”德意志人“，埃利希 - 卡勒爾著，商務印書館）。出於這種考慮，路德創造性區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張人應該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應該盡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終極存在，同時，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須克制個人慾望和物質需求，通過服從和克己來擺脫生物本能力量對於自我的支配和控制，獲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觀念雖然也時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難以成為主流和常態，或者需要借助類似於後世和因果報應這樣的觀念來幫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緒的平衡。例如，雖然中國理學中有“滅人欲，存天理”之說，但是中國的自由觀中居主導地位的始終是“採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 - 肉體相統一的自由觀，而佛教的現世苦修思想與因果報應和輪迴之間有著很難否認的心理關聯。與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觀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洽的：通過區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賦予精神自由某種終極的價值和意義，從而將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動上的嚴謹守紀言之成理地統一起來。這種詮釋的深層心理動因構成了德意志氣質中獨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
三，德意志氣質：歷史的光影
寫這一節時，恰逢7月20日。也許，58年前那段歷史的幾羽碎片，是這篇小文最好的總結。
施陶芬貝格上校重傷之後，本可退役，就此離開戰爭和危險。可是責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選擇：“雖然我殘廢了，可是我還有一個神聖的使命要去完成。。。總參謀部的每一名軍官都有責任行動起來，挽救德國。“他對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說。7-20行動失敗後，施陶芬貝格未經審訊，即被忠於希特勒的軍隊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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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與兩次世界大戰有很深的根源
其民族精神是值得去探討的，
其民族思想是值得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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