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老台灣人缺少對日人的仇恨？
本帖最後由 tsai68 於 2009-10-23 04:01 PM 編輯http://www.youtube.com/v/XV_FChwzCAo&hl=zh_TW&fs=1&
蘇仲卿
韓國人的疑問
為了回顧二戰結束六十週年的歷史意義，在八月十五日本投降日的前夕，龍
應台基金會邀請日本、韓國、俄露斯、德國等國學人，與本國的學者會在台北市
中山堂，舉行了軸心國所發動侵略戰爭後果的研討會。會中，韓國學人表明韓國
人有全國一致對日本人的仇恨意識，但是在台灣似乎不會感受到相同的仇恨感
情，他希望瞭解其理由。我是在感受性最敏銳的年代，置身於二戰與其結束直後
的台灣社會中，也許對該韓國學人的疑問，可提出一些可作為回答的體驗。
終戰之後「復歸祖國」熱情之急速冷卻
日本領台五十年的最後十六年多，我出生到差不多完成中等教育的時段，而
其一半時間，正是中國的「八年抗戰」受難期間。雖然台灣未有過成為陸戰戰場
經驗，戰事結束前一年受到美軍的空襲轟炸，特別是最後半年的轟炸密度相當高。
因此，戰爭結束給台灣人帶來的喜悅，第一，當然是不再有戰爭浩劫的歡喜，第
二是日人殖民統治結束，回歸祖國的長期企盼的實現。
1945 年的十月，有了大陸接管台灣的高官要到達的消息一出來，剛由日本「學
徒兵」部隊復員，再開學業不久的我們，立刻請人教唱國語歌（國歌與義勇軍進
行曲）、手畫製造國旗、發動全台北市的中學以上學校學生清掃轟炸之後的全市髒
亂，並依照官方發佈的時間，手拿手製國旗，列隊於台北機場前大馬路兩邊，要
給接管大員熱烈的歡迎。很不幸的是，等老半天也等不到人的事發生不止一次，
記得是在第三次才接到。當年要到機場，大都是走路去的；一次又一次奔走的辛
苦可想而知。但是，第三次接到的時候，原來興奮的心，看到站在中型吉普車上
的衛兵們，老不客氣將槍口指向我們的姿勢，立刻冷卻到極點。對當年都受過軍
訓的中學以上男生而言，攜帶的槍枝，雖然是空槍，都不應該指向敵人以外的人
是常識。顯然，護衛長官的衛兵們將我們手拿紙製青天白日旗的學生看做敵人。
此一經驗是筆者對大陸來的帶槍者產生不信感的開始。加強此一感情的是
1947 年228 事件的經歷與體驗（有機會改稿敘述），特別是該事件近尾聲時，大白
天在台北街頭無冤無故受到手槍槍擊；因看到該人的舉槍動作而得閃避於亭子腳
柱子後，槍聲的同時柱子響起子彈的反彈聲，假如不是該人騎腳踏車急疾而過而
不再發射，後果將會相當可怕。
為什麼老一輩的台灣人不仇恨日本人？
1. 日本人帶來可以安全生活的社會
一般的台灣老百姓接觸過的日本人，大都是學校的老師與警察。日本的警察，
對守法的人來說一點都不可怕。台北縣九份的我家門外設有警察的巡邏箱，每天
兩次定時可以看到警察前來蓋印，其來去都很有規律與禮貌，對幼小的我，不但
沒有一點壓迫感，反而有安心感。我的祖母是活過清朝、日本的明治、大正與昭
和，以及民國的三個朝代，在民國四十五年以近九十歲高齡過世。由祖母的回顧
談，大略可以知道清朝年代的治安不好、土匪與貪官污吏橫行、公共衛生不良、
惡疫流行等情況。因此，在她的心目中，對革除了台灣社會這等弊病的日本人存
有好感，應該可以瞭解。
祖母長大的農莊是大家族的四合院，其建構完全是以防匪的侵襲為第一目
的，備有槍枝到大砲，可以說是一座小要塞。二戰後不久，流傳辦公事也要送紅
包才行得通的話。當時我聽到祖母嘆息說：「可悲，又回到”衙門八字開，無錢免
來”的時代」。
2. 日本人老師素資好與台灣人的尊師風氣
台灣人喜愛子弟受教育及對教育事業的尊敬，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為推動日
化教育，日本人送到台灣的教師素質相當高，又在台灣建立的師範教育體制也相
當成功。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好感，可以說是在教室裡建立的師生關係為基礎。以
下依據個人的經驗，做進一步的說明。
日本人在台灣辦的初等教育是台日分開的。台灣子弟唸的小學叫做公學校，
日人子弟就學於小學校，都是六年制。入學於公學校的日人子弟可以說絕無，但
是，唸小學校的台灣子弟，雖然是少數，還是有。能入學日人小學的台灣學童，
都與其家庭的背景有關。
到了中學是不分本籍，但是，大多數的公立中學，收容的學生以日人為主；
假如在同一城市有一個以上中學時，才會有一個台灣子弟較多的中學出現。以1945
年的台北市為例，男女分校的中學各有四處，其中台北二中與台北三高女的台灣
子弟各約佔九成 ，其他只有一到二成而已。這並不是因台灣子弟不向學，或是素
資不好，而完全是受歧視的結果。
我在鄉下的公學校就學。沒有多少日人的鄉下，不會有日人的小學存在。1935
年4 月入學時，課程表上還有以台語教的「漢文」課。所以，一年級的老師是剛
由師範學校畢業的台灣人。但是，漢文課上了一年就被取消，以後到畢業時的老
師是兩位日本人。
較低年級的老師叫做「中野富雄」，是大分縣人。被遣回日本約二十年後，有
同學去日本時與他取得聯絡，以後有將近三十年時間，與我們的同學會來往密切。
我在1980 年代被借調國科會擔任國際合作處長期間，由他引介認識大分縣選出的
日本參議院議員兼自民黨科技部部長「後藤正夫」先生，與日本的科技交流的推
動上，獲得非常大的幫忙。
畢業前兩年的老師是剛由長野縣過來的「小幡晃」，有二男二女的六人大家
庭。1941 年中學入學考試失敗，已經放棄再考的時候，他私下替我報考剛成立的
台北四中，因而得以不中斷學業；又中學一年結束時，他轉到台北市太平公學校
當教頭（教務主任），配有三間臥房的宿舍。新設的台北四中沒有學生宿舍，外縣
市的學生只得自找私人寄宿。他看我寄宿在汐止坐火車通學，每天上下學都辛苦，
叫我與他們家族同住，提供玄關邊的四疊半小臥房給我。一年後，小幡老師被日
本軍部徵去海南島的糖廠服務，家族必要搬出學校宿舍住入小房屋時，我在小幡
家的生活才結束。
我在小幡家的待遇，完全是當小孩們的大哥；日本人的家教是長幼有序，所
以，我在小幡家小孩們的心目中是必要尊敬的大哥。師母的家事操作，全部自己
來，我的衣服也全部替我洗，吃飯一起來，與我自己母親沒有兩樣。我在小幡老
師家同住一年，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戰後，與小幡老師取得聯絡時，已經是老師要過世不久之前。當時的國外旅
行不簡單，只得以信函來往互通消息而不得再有謀面機會，非常遺憾。
3. 中學的入學歧視及低能兒日本人同學的歧視
進入中學以後，才是與同年齡的日本人相處的開始，也是領教一些日本人同
學不當歧視的開始。台北四中的台灣人學生比率約佔兩成。因為入學名額受限制
的關係，被錄取的素質當然比日本學生的平均好，所以，其學業成績都在前面三
分之一以內。這一事實表示老師的評分沒有歧視。學業好的日本人學生，都能表
現大家平等的風度，要不得的是，因為具有日本人身份才得入學的「低能兒」所
表現非常幼稚的歧視言動。似乎腦筋不發達者四肢發達的趨勢，在這一類低能兒
容易呈現，所以常見幼稚言動與暴力同時出現於身邊。
結語
雖然有制度上的不公平及一部份有不當優越感日人的歧視，日人在台灣所做近代
化建設及所帶來的安全且穩定的社會生活，與光復後的社會動亂及白色恐怖構成
的強烈對比，才是沖淡了一般台灣人對日本人仇恨記憶的主要原因。當然，日治
時代最後幾年的台灣初等教育普及到六年義務教育，因而普遍構成了濃厚的師生
感情網路，發生了很大親日本人社會意識的作用。就以我個人的體驗來說，小中
大學階段所接觸過的日本人老師無一不所懷念；加上尊敬老師的家教深厚，叫我
對日人老師們產生敵意是不可能的任務。(2005/08/18)
節錄自：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 ... 5806/20051231115240
台灣在清朝領台時，除了傳教士所建立的西式學校外，完全沒有任何近代化的國民教育。少數人得以接受為科舉而設的「書房教育」，但根據1896年日本領台時的統計，就學率僅有0.57%，竟然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1895年5月21日，台灣總督府任命伊澤修二為學務部長，他在被清軍劫掠之後的台北大道埕民宅，租屋設立「國（日）語傳習所」，他擔任所長。6月26日又將傳習所遷到台北城外的八芝蘭（今日的士林）芝山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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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澤修二只為了七名學生，就從日本請來了六位教師：楫取道明（山口縣人，38歲）、關口長太郎（愛知縣人，37歲）、桂金太郎（東京府人，37歲）、中島長吉（群馬縣人，25歲）、井原順之助（山口縣人，24歲）、平井數馬（熊本縣人，18歲）。
這六位日本教師，都是在日本最優秀的知識份子。楫取道明出身華族，父親是貴族院議員（還是男爵）；最年輕的平井數馬是個神童，十六歲就通過日本高級文官考試。他們放棄在日本國內的錦衣玉食，甘願來台灣這「瘴癘之地」推廣教育。
但不幸他們六人剛來不久，就在1896年1月1日，被台灣「盜匪」斬殺，頭顱掛在賴昌家門前，只剩無首的遺骸。至於他們的錢財衣物，以及放在傳習所裡從日本帶來的興學基金，也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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楫取道明等六人殉職的消息傳到日本，朝野震驚，首相伊藤博文親撰：「學務官僚遭難之碑」，豎立在芝山巖，這六位被殺日本老師，被稱為「六氏先生」。接下來為了推廣教育，先後又有327名教師殉職。但也因這些人的犧牲，日本在台灣推行的義務教育，入學率甚至高過日本四島，成了世界第一。
「六氏先生」被台灣人視為教師的典範，但1945年戰後，老蔣的國軍一登陸，就開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將「六氏先生」的殉職紀念碑砸毀埋掉，遺骨被挖出暴屍路邊。在原址另外興建「雨農紀念館」，紀念老蔣的前特務頭子戴笠（字雨農）。
戴笠是老蔣在大陸時期的「東廠總」，一生為老蔣或明或暗，殺上百萬的政敵與無辜人民，最後在1946年因原因不明的空難而暴斃，究竟是「匪諜」的陰謀報復，或是鳥盡弓藏的「滅口」，至今真相難明。從老蔣毀棄教師的紀念碑，又施以殘酷的挖棺暴屍，進而要台灣人紀念與他們毫無淵源的特務頭子，象徵對他一人的效忠。他的人性水平與統治風格，從這件事上也讓台灣人印象深刻。
「六氏先生」的屍骨，解嚴前被當地人撿拾收藏，另立無名碑。解嚴後紀念碑被當地人挖出後重新樹立，卻遭到大中國沙文主義者惡意破壞。1996年6月1日，士林國小校友會為了紀念一百週年校慶，才將「六氏先生」紀念碑重新建立，由台北市長陳水扁與日本前勞動大藤尾正行揭幕。無論中日之間政治立場有何差異，對教師遺骸與歷史古蹟，還是應該有點基本的文明手段。
遭到反日民眾破壞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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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老蔣的「毀」人不倦，日本教師在「誨人不倦」上，除了官方的義務教育外，更多是熱心的醫師從日本專程來台推廣。其中最被台灣人懷念的，是三代在台推廣盲人教育的木村謹吾醫師。
木村醫師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也是盲人。1895年9月，他隨二十名軍醫來台後，先是致力於撲滅傳染病，在衛生條件改善後，他除了繼續行醫濟世外，又開始推動盲人教育。
木村醫師在進入烽火連天的台南城裡時，看見1870年來台的英國牧師甘為霖，沒有撤退到安全的領事館裡，反而帶領著一群盲童在學習點字，尤其是聽到甘牧師與盲童唱著詩歌＜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心裡非常感動，於是他立刻決定投入啟明教育。
他先向兒玉總督建議，設置公立的盲啞學校。可是當時台灣戰火平息未久，經濟還在起步，義務教育都還百廢待舉，當然沒有經費與人力。但他並不灰心，決定拿出自己的積蓄，以及在日本的弟兄姊妹們的捐款，1917年在台北的蓬萊街（今重慶北路），動創設「木村盲啞教育所」。
盲啞教育所的開銷極大，要靠私人來維繫，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木村醫師只好右手拿聽筒，左手拿教鞭，節衣縮食來維持盲啞教育所。後來台灣有些本地人與日本人受浸歸主後，也認同木村的理念，有了更多的捐款，到1920年，擴大為「私立台北盲啞學校」。
經過木村醫師十多年的努力，社會大眾也認識了啟聰與明教育的重要性。木村就將「私立台北盲啞學校」捐給政府，改制為「台北州立台北盲啞學校」，校長改由木村謹吾之子木村高明接任。裕仁天皇還是太子時，在1923年訪台，還親頒「教育功勞者」的銀盃給他。
戰後，老蔣接收台灣，木村家族被遣返日本，國府在1946年將台北盲啞學校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1975年7月時將盲聾兩部獨立設校，更名為「台北市立啟聰學校」。雖然木村家族被迫離開了台灣，但台灣民眾卻永遠懷念這位偉大的基督徒醫生與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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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7月31日，賀田樟腦株式會社採取組的技術員井上彌之助，在花蓮烏理蕃地（今秀林鄉佳民村），被太魯閣族的原住民「出草」，只留下沒有首級的屍體。
當這個惡耗傳回來日本高知縣時，正在神學院讀書井上伊之助，激動地立下定決心，要去台灣替父親「報仇」。然而就在他立志的隔天，在靈修會上聽到「めぐみはわがみの おそれを消し」（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的詩歌，使他猛然醒悟過來，原來父親的死，其中也有神的旨意。
接著他又聽到牧師在說【聖經】羅馬書十二章「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牧師所引用的聖經，句句都像是神在對他說話。他明白了「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用愛勝過惡。」生命中最大的力量就是愛，也只有用愛才能改變人。日本的軍事武器與政治勢力，沒有辦法改變殺父仇人。只有愛，才能使仇恨消弭。於是他在禱告後決定，畢業後要來台傳福音給原住民。
但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就是強迫台灣原住民的接受「神道化」的軍國主義，因此禁止任何傳道者進入原住民部落傳福音。井上伊之助知道這種限制之後，就進伊豆仁田的「寶血堂醫院」習醫。
1911年8月，他獲頒醫師許可證，10月16日來台，接受新竹廳樹巴林支廳的邀請，單身進入「加來拜蕃人療養所」擔任公醫。隔年，他再將妻子小野千代從日本接來。這裡的原住民非常「仇外」，常常「岀草」，日本派來的警察、教員大多單身赴任，但井上夫婦卻抱著必死的決心，深入山地。
其實他們真正的目的，是要用醫療服務來傳福音給原住民，他認為這是神教導他的「報仇」方式。絕不是用仇恨，而是用真心的愛來回應原住民殺死他父親的悲痛。他在新竹山地，一面行醫，一面向求醫者「隱秘」的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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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天，小野千代懷了第一胎待產，因為山地的衛生條件太差，官方與親友都勸她回日本生產，否則最少也應去台北的日本人醫院；但她卻以原住民也沒有下山生子為由，堅決讓長女在山地出生。1917年時，井上因瘧疾、眼疾與十二指腸潰瘍，不得不回日本治療，但病情稍有起色，他又再度來台。
井上伊之助一家，一面學習原住民的語言、一邊醫療傳道，在生活品質低落的部落中，仍有許多不良的習俗（如獵人頭）及種種的疾病（如瘧疾），然而井上卻都耐心的教導他們，漸漸改正劣習及改善環境，並身體力行的付出他的愛，成為原住民的好朋友。
井上夫婦行醫的足跡，遍佈羅東、花蓮、桃園、新竹、南投霧社等原住民部落，長達三十五年之久。他在走過的部落裡設立醫療站，醫治原住民身體的疾病，藉機傳福音給他們，井上伊之助因此被原住民稱為「台灣原住民醫療之父」。
1920年時，霧社事件爆發，日本軍警為了追剿德克族部落死傷慘重，於是總督府有官員密令井上，藉機毒殺在收容所裡的「凶番」；但井上毫不懼怕軍國主義者的威脅，斥責為「愛國」而來傳話的日本人：
「我沒有那種藥。我是醫生，即使有藥也不能用來殺人。總督府也不該在招撫時答應投降就不殺，現在又偷偷毒殺他們。這是有關日本誠信的問題。」
總督府的毒殺「凶番」計策，被井上拒絕後只好放棄，改用「以夷制夷」的手段，脅逼土魯閣群、道澤群等部族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在4月25日清晨分批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居住之西寶、羅多夫二收容所，被殺及自殺者共216人，這就是「第二次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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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老蔣派來的「台灣長官」陳儀（日本士校畢業的日本通），開始遣返日本人。井上為了要讓原住民得到更好的醫療照護，改名為「高天命」，向長官公署陳情希望能留下來，獲得陳儀的准許。因為陳儀也知道沒有人能取代井上一家在山地醫療工作上的貢獻。
然而1947年228事件爆發後，老蔣為了「關門打狗」，軍隊要入山「清鄉」，不願屠殺「同胞」的醜行被外人看見，下令遣返所有還留在台灣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一家也因此接到了「歸國命令」。
當井上伊之助被迫要離開台灣的消息一公佈，原住民部落一片哀痛悲憤聲。井上一家在台行醫35年，被遣返時竟身無長物，全家財產只有他三個孩子的骨灰。他的五個孩子都生在台灣，其中三個還死在台灣。
1987年7月，連蔣經國也在政治現實下，被迫說出：「我在台灣30年，我也是『台灣人』。」只是不知同樣的道理用在井上這一家人身上，他們能不能算是「台灣人」呢？
井上伊之助回日本後，在靜岡縣的東海大學擔任講師，1954年退休，1966年息了地上的勞苦，享年84歲。臨終前他還在關心他的「殺父仇敵」台灣原住民，最後的遺言是告訴他的子孫：
「神用我們作肥料，要讓福音的種子，在台灣山地部落裡結實長大。」
回憶我的小學生活 王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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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六年四組，第二排右起第四人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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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典禮
小時候我住在松山隔壁後山坡(現玉成街和永吉路一帶)，日據時代屬內湖莊和松山莊交界處，當時南港屬於內湖的一部分，後來南港快速發展成鎮，而內湖卻仍為鄉。後山坡和松山的關係較密切。松山火車站東側，過了一條小河，就是內湖的後山坡，因此我們家都唸松山國校，和松山的淵源也較為密切。一、二年級的導師為周進財老師，三年級為黃大欽老師，四年級為橫田老師，五年級為石垣老師，六年級為松岡老師，那時不論本省或日本老師皆相當認真。當時物資缺乏，本省小孩的生活很清苦，多需幫助家裡做事以貼補家用。記得五年級時石垣老師，班內學生若有長期缺課，常請我當他的翻譯員，陪他走路下鄉去，拜訪學生的家長，鼓勵學生不要放棄上學，相當感人。師生的關係相當好，同學之間較為單純;對老師也相當尊敬，且較聽從老師的話，老師不只教我們唸書，而且教我們如何做人，那時有宣稱「修身」的課。
上學時，幾乎赤腳上課，只有在學校舉行典禮時才穿鞋子，家庭經濟的關係，生活相當拮據。當初松山煤礦有台車，通過我家附近，夏天赤腳走在路上很燙，偶爾會拜託車夫讓我搭台車回家，現在回想起來，感觸頗多。當時老師到家裡來做家庭訪問時，對老師的招待，充其量量只有開水加一點點黑糖，即是對老師最大的尊敬。一年一次學校也辦遠足，常去虎、豹、師、象山、筆架山等健行登山。六年級時，有一星期臨海教育在基隆八斗子舉行，當時心理很想，但因沒錢又無法開口向父親要，有一天一位親戚和鄭李足老師，談及此事時，知道我並未報名，幸虧老師從中斡旋，竟然如願以償，我會游泳乃是在那次八斗子海水浴場受訓時學來的，印象良深。
六年本科畢業後，我去唸高等科，六年級時的級任松崗老師，告訴我，若學費有問題，他可以負擔，雖然我沒有接受老師的幫助，但內心仍相當地感激。
為幫忙父親維持家庭生計，本科畢業，我就開始找工作，尚未找到工作前，先唸高等科;半年後，承蒙上東副校長介紹進入郵局任職。上班一陣子後，深覺得學歷的重要，接著考入成淵中學夜間部半工半讀。當時我很用功，白天很拚命在郵局工作，晚上搭火車到台北唸書，唸完後偶爾又得回郵局值班，且得兼做電話接線工作，有時候整晚都無法睡，而隔天又得上班。成淵畢業後，轉去台北郵局本周，當時已接近二次大戰末期"，空襲的關係，上下班常無車可搭到台北通勤，相當不方便，於是轉職台電派在松山修理廠內的第三事務所上班，光復後才回到台北的總管理處。我覺得當初我所受的教育有限，公餘不忘努力求上進，以半工半讀唸完中學，也通過了普考，仍感學歷不夠，我期許第二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有三男一女，雖然家庭經濟並不好，但幸得內子鼎力協助使他們讀到大學畢業，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我認為教育是人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半世紀的公務員生
涯，從基層升到主管，我實實在在、規規矩矩地做事，直到屆齡退休為止。我覺得小學教育給我的影響最大。母校及老師的鼓勵，使我由衷感激。
我讀四年級時(十二歲)喪母，身體並非很好，家境、學業、工作給我的負荷相當地沈重，直到退休後，才較有時間運動，例如練外丹功、健行等留意照顧身體。偶爾也去聽些演講，長青學苑選課、作短期進修、國外旅行等。如今小孩子均成家立業，並各自立門戶，在專業領域上皆有若干成就，目前我與內子同住，勤儉如故，生活儉樸平實。
欣逢母校慶祝百週年生日，回想六、七十年前曾栽培我的母校（當時稱松山公學校），樸素廣大的校園、平房、校舍、師長、老同學們，心存無限感激與懷念，彼時的兒童，此時已是遐齡七十七歲，僅此感恩的心，恭祝母校校運昌隆，大家身心健康，諸事如意。
日本也有少數反帝或人道主義者，同情台灣人的處境，主張「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說台灣人應當像日本人一樣，受到日本國憲法的保護。
高野孟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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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5月，高野孟矩受命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就任伊始就高唱台灣司法獨立論，因為檢舉總督府文官貪污事件（中央三起、地方二起）而與總督乃木希典發生衝突。乃木認為台灣情況特殊，檢舉日人貪污有損威信，不利於日本人統治台灣，高野不能迴護日本貪官、不適任現職而將高野停職；高野認為只有司法獨立才有利於日本對台灣統治而與之對抗，雖然兩個人都因而去職（乃木希典在任僅一年四個月），台灣司法是行政權的附庸不具獨立性格也因而確立。
板垣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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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退助伯爵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曾經是七參議（相當於閣僚）之一。1881年 （明治十四年）組織自由黨自任黨魁，展開自由民權運動，1892年任大藏大臣，1898年和大隈重信共同組閣。曾經倡導「華族一代論」，主張榮爵及身而止不得世襲。對於台灣的歧視政策和高壓統治了解甚深。 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來台倡導「同化會」，反對殖民地高壓愚民政策，主張「同化主義」－ 台灣人應當和日本人同等待遇。對於同化會的宗旨，多數台灣人心懷疑懼，在台日人更視之為讎寇，百般打擊，次年正月，佐久間總督即以「妨害公安」為由命令同化會解散，板垣則被驅逐回日本。從此以後，台灣人知道苟且偷生的「同化」也無望了。
矢內原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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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自由派學者矢內原忠雄到台灣來從事調查研究，撰成《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一書，明白宣告「日本的資本乃是在台灣豐富的天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及強固的總督府保護下積蓄而成」。他認為日本的財閥都以台灣為根據地崛起，台灣一般庶民則走向無產化，縱使是台灣人大資本家，相對於日本人仍是卑躬屈膝的被支配者，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因而台灣人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帶有民族運動的特質。矢內原希望台灣總督府的政策能有「進化發展」，至少比照印度、朝鮮，改善台灣人的待遇。
台灣人的待遇並沒有因為矢內原忠雄的呼籲而改善，反而是矢內原本人受到軍部的壓制，直到二次大戰之後，才有機會重現江湖出長東京大學。
在戰爭體制下和皇民化運動的肅殺氣氛中，固然有「殖民地肯定論者」西川滿，卻地出現冒著被捕的危險，致力於保存漢文化創辦《民俗台灣》月刊（1941.7~1945.1，發行43期）的池田敏雄。池田眼看漢文化和民俗、宗教面臨禁絕的危機，身著長袍馬掛，說閩南語住在艋舺青山宮，成天和台灣人在一起，研究台灣人的生活習俗，編輯《民俗台灣》雜誌。雖然被總督府查禁、刪除了許多篇章，《民俗台灣》仍然是研究台灣民俗、宗教、地方史等不可或缺的資料。有人稱池田為「艋舺學派」，在我們看來，池田代表了殖民地在戰爭體制下，日本知識分子的良心。（池田娶艋舺才女黃鳳姿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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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日本殖民主義的終結...<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div></div> 斯德哥爾摩症後群的可能性? 本帖最後由 tsai68 於 2009-10-23 02:45 PM 編輯
台灣是誰還在唱「何日君（軍）再來」（管仁健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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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二次大戰已進入尾聲。美軍收復菲律賓後，下一個目標是台灣還是琉球（沖繩），兩個島上都是風聲鶴唳，殖民政府也不再拐彎抹角的搞什麼「志願兵」了，直接「日台一體」的徵召台灣人入伍。
這時的台灣也已完全喪失了制空與制海權，美軍的轟炸機光天化日就在台灣上空，肆無忌憚的轟炸起來。地面上偶爾零星的防空炮火，反而就像癌末病人的呻吟。台灣人民都在為這個殖民統治半世紀，眼看即將結束的帝國算命，看是自己先死在空襲裡，還是號稱「萬世一系」的帝國先滅亡。
阿姨當時讀小學五年級，他們從入學起就已經實行「日台同校」，班上有日本同學，也有本島同學。那天下午空襲警報一響起，平常很嚴厲的日本導師，就用軍事化的口令，讓學生很有秩序的進入防空洞。因為平日訓練有素，沒多久全校學生就集合在燈光灰暗的防空洞裡。
忽然間防空洞裡有了一點騷動，原來他們班上有一個智障生，常常在課堂間去上廁所，而廁所在校園的另一角落，離教室有一段距離。這個智障生顯然不懂得應變，無法自己進入防空洞。阿姨看到平常嚴厲的日籍導師，跟隔壁班老師交頭接耳，再向日本校長報告後，竟然推開鐵門，衝了出去。
過了一會，警報仍未停止，日本校長把老師都集合，由他自己帶隊，所有日本男老師與他一起出去，留下女老師與台灣老師在防空洞裡照顧孩子。直到警報結束，全校在操場點名，大家都到齊後，才看到那個平日很嚴肅的日本老師，背著一個哭的已經不成人形的孩子走回隊伍中，阿姨的淚水在大家的掌聲裡滴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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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代出生的台灣孩子，成長中一定與我有共同經驗，就是我們讀書當兵時，身邊一定有一個以上叫「台生」的同學或同袍。這些「台生」的父親保證是外省人，因為本省人絕無可能給孩子取名叫「台生」。
大家想一想，外省人來台灣五十年，現在外省人都到了第二、第三代，他們去大陸照樣要拿「台胞證」，大陸政府也視這些人為「台灣人」了。日本人在台灣也是五十年啊！有幾十萬個「台生」（不過他們給孩子取名是叫「灣生」），各位有沒有想過他們與台灣人怎麼相處嗎？日本人有可能像魔戒裡「半獸人」一樣，天天拿鞭子在後面鞭打台灣人嗎？
阿姨回憶他們的小學的日本老師、校長被老蔣掃地出門時，是所有台灣學生哭著送到火車站，家境好一點的台灣同學還送到基隆碼頭。然後這些「台生」回去後，還是和台灣的同學保持聯絡，退休以後幾乎每年開一次「同窗會」（日本人比我們更愛開同學會）。
還有一些「灣生」歐吉桑，回日本以後始終不能適應自己祖國那種虛偽的禮節規範，老了退休以後，又回台灣買了房子。因為簽證的關係，他們必須像候鳥一樣，半年往返一次。他們會說台語，也許還吃檳榔、簽六合彩。不告訴你，你還以為那就是鄰居的阿伯，誰會猜到她是日本人。
日本統治台灣有很多面向，有棒子，當然也有胡蘿蔔，還有更多超越政治、種族的單純人際交往。但老蔣的課本只教棒子的故事，用意就在和中國人的仇日恨日意識做一個連結，讓自己的「低效率獨裁」不被人民看穿。所以日本政府的胡蘿蔔很少提，至於俗民歷史方面，更是草繩穿豆腐－－提也不敢提。
可是即使教科書不提，這種集體記憶還是會傳下來。阿輝不是笨蛋，否則當過皇民，又當過共產黨的他，戒嚴時代早該被老蔣槍斃好幾次了，怎麼最後反而當了12年總統與主席？他領導的台聯去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搞親日當然是政治上的自保動作，動員基本教義派保護自己不被阿扁清算。可是如果台灣沒有那個社會環境，這種政治動作又怎麼會發酵？
大家只看到大陸媒體一片叫囂之聲，卻看不到台灣俗民社會的發酵情緒。就好像阿扁的兩次大選一樣，選前都說泛藍光憑基本盤就一定當選，民調也一直領先很多，可是一到投票揭曉，大批沈默的艦隊卻突然浮出水面，讓戰局勝負逆轉。日本統治台灣時，究竟在人民當中做了些什麼，讓半世紀之後還有人在唱「何日君（軍）再來」，這其中有太多大陸人，甚至很多台灣人都不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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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magehost.org/0012/124643248690.jpg 因為我是基督徒，一向不願意去介紹台灣那些非佛非道的「民間信仰」。可是為了說明台灣歷史上真實的一面，讓那些愛台或恨台的網友，認識一下日本統治台灣時，到底是怎樣一個「警察國家」，就不得不用台灣各族群把日本軍警當神明來膜拜的事實略提一二。
台灣的族群除1949年開始移民的外省人外，可以粗分為說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要分析任何的台灣現象，也都不能忽略族群的差異。
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日本日本統治台灣時是一個「警察國家」，警察人數一定很多。其實不然，日本領台時只派有憲兵3,400人、警察3,100人。後來人口增加，憲警合計也增加到一萬上下。但這麼少數的警察，就讓台灣當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而且能快速現代化，這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實在很多。
原住民是台灣社會最強悍的族群，抗日情緒也是最高昂的。到了二○年代，日本已經有效統治台灣很久了，漢民族都已經放棄武力對抗，但原住民裡還是爆發了「霧社事件」。擔任山地警察非常危險，隨時都可能被原住民出草（砍頭）。
但日本與清朝或老蔣大不一樣，漢民族的傳統是將犯了錯或操守不佳的警察調到邊疆，用貪官去治理化外之民。可是日本剛好相反，他們的警察考試很嚴格，尤其是在山地或離島服務的警員，治安以外還必須擔起原住民的教化與醫療工作，所以還要先學習當地語言。
在無水無電的環境裡，還必須忍受瘧疾等風土病的侵襲，日本警察對台灣山區的貢獻，實在是讓許多原住民感動，因此常被原住民當神明來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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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出生於花蓮吉野村的山口政治，在他所著的《東台灣開發史》裡，提到在花蓮太魯閣的「托波克」蕃社，有一位被原住民奉為神明的日本警察武富榮藏。
武富榮藏生於佐賀縣大和町，1914年單身來到太魯閣的托波克蕃社上任。他服務期間看到原住民生活貧困，就將自己的薪水全數用在收養孤兒上。
當時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很差，尤其在鼠疫爆發之後，患者與日俱增。武富與其他同僚們，立刻用竹子為柱、樹葉為屋頂，建造了簡陋的隔離病房收容患者。偏偏禍不單行，颱風又侵襲部落，夜裡狂風一起，豪雨不斷。臨時搭建的隔離病房，經不起強烈的風雨吹打，好像小舟般的搖晃，屋頂破損，雨水不斷漏下。
當夜值勤的武富急忙爬上屋頂，全身淋濕卻仍堅持要補修破損之處，被收容的原住民害怕地哭叫：「既然要死，就死在自己的家裡，大人！你別管我們了，讓我們回家，你也趕緊回去吧！」
這時有些病患步履蹣跚地要逃出去了，照料人員不知所措慌張喊著：「大人！大人！」武富從屋頂跳下來，抱住帶頭要逃跑的病患說：「大家千萬要鎮定下來。像現在這樣的風雨如果出去，一定死在半路上，你們放心，我絕不會離開的。」
但是恐懼的原住民們根本聽不進去，還是哭喊著：「大人，無論如何要讓我們回去吧！」武富無奈，只好把自己的配槍交給那位帶頭的原住民說：「我是奉命來這裡保護你們的警察，誰堅持一定要離開，就請先殺了我再出去！」
武富的話終於讓騷動的病患們安靜下來。「大人！我們錯了！請原諒我們吧！」病患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床位。武富修理好房舍，繼續照顧病患，直到自己也被傳染後致死，他的照片被掛在托波克社的神壇，成為當地人心中的守護神，定期由頭目帶領族人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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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於1901年的獅頭山勸化堂，位於苗栗縣南莊鄉，居民都是客家人。勸化堂裡供奉著一位日本警察廣枝音右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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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枝音右衛門1905年出生於神奈縣小田原，本來就讀日大預科，1928年以候補生幹部進入佐倉步兵第五連隊。退伍後當過小學教師，再來台灣擔任巡查，再升任警部。1943年他擔任海軍巡查隊隊長，率領2000名台灣人志願兵赴馬尼拉。
1945年2月23日，美軍已經登陸呂宋島，日軍司令部在戰前已分發巡查隊隊員手榴彈，表達「玉碎」的決心。但美軍登陸後，廣枝違背了軍方全員玉碎的命令，與美軍交涉後，召集了2,000名巡查隊隊員說：
「原本這是大家為國盡忠的時候，但你們都是台灣人，這場戰爭與你們無關，你們的家人都還在等你們回去，所以無論如何你們都要活著回去台灣。至於我是日本人，所以責任應該由我來來承擔！」
廣枝說完後舉槍自盡，保住了2,000名巡查隊隊員的生命，讓他們有機會回台灣。1983年台灣解嚴前，白色恐怖的氣氛逐漸淡薄，當年的台灣人小隊長劉維添，專程去當年廣枝隊長自殺的地方抓了一把泥土，送到日本茨城縣的廣枝夫人手上，並將廣枝奉祀在獅頭山的勸化堂。當年受惠於廣枝的部屬及其後人，也都會去定期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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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57號的富安宮，這座福佬人興建的廟宇，供奉的就是俗稱「日本王爺」的「義愛公」－－森川清治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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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imagehost.org/0292/1_70.jpg當時其他日本警察皆穿著皮鞋，義愛公卻著台灣草鞋，體現融入台灣的情懷。(圖中央為義愛公)
記者柯柔伊卅攝影
森川1861年生於橫濱市，他身高約155公分，體型微胖，下顎蓄鬚。1892年，娶妻樂木千代，1893年生子真一，原本任職於橫濱監獄。1895年日本領台後，隔年森川志願隻身渡台，任職巡查，配屬於台南州州知事官尾邦太郎麾下，後任職於鰲鼓﹙東石鄉﹚派出所。
1900年，森川調派至副瀨派出所，並接妻小來台同住。這時台灣各地盜匪叢出、治安敗壞，衛生條件也不佳，瘧疾、痢疾、霍亂等傳染病盛行，加上教育水平低落，幾乎全是文盲。尤其副瀨是靠海的窮鄉僻壤，生活困苦可想而知。
森川於是利用當地廟宇富安宮，創辦簡易教室以普及教育，不但自費聘請教師，公餘還親自教授五十音、單字、日用語；甚至自費購買紙、筆、墨作為成績優良者的獎勵。後來獨子真一到了入學年齡，也不進總督府為日本小孩設立的小學，而是與鄉民一起就讀。每次考試，除真一之外的同學都有獎賞，真一當然心中難平，長大後他才明白父親的苦心。
森川發現這個半漁半農的村落，農業技術落後，所以每月集合部落人民講習，改善村內環境衛生與農業技術，指導村民於住屋四周挖掘排水溝，疏濬污水；改良含鹽農地之土質，對於貧病者，則援助照顧。凡是勤勉者，即把鋤、鍬等送到他們手上作為獎賞，這些獎品都是自費。
偏僻的副瀨村常有土匪肇事，森川有一次乘竹筏剿匪後回來，聽說副瀨村的蔡稠因袒護土匪而被捕，關在樸子辨務署的留置場，可能會被處死刑。森川覺得可疑，於是展開各項調查，才發現是歹徒誣告。他找了東石區長吳踏與民眾，去見樸子支署長新井及東石支署長園部，為蔡稠做證，才洗刷冤屈，救回一命。
後來台灣總督府為了確立財政制度，實施了台灣特別會計辦法。嚴格規定煙、鹽、樟腦等的專賣化，而漁業稅也是必繳的稅賦之一，即使是沿海捕魚的小竹筏，也必須繳納稅金。所以森川巡查除了要執行警察的基本職務外，也要負責催繳當地村民的稅金。
但貧窮的村民要維持溫飽已不容易，所以請森川向上級請求減免賦稅，森川於是就向東石支廳長陳情，但長官則認為森川討好村民、煽動村民抗稅，就申戒處懲；並下令森川必須在剩餘期限內執行強制徵收之任物。
森川既憂憤上級忽視民生疾苦，對貧困的副瀨村民又不知該如何催繳。1903年4月7日上午9時，村中正在拜拜，森川巡查了港墘厝部落後，在部落中的慶福堂廟內，留下「苛政擾民」的遺書後，以村田步槍自盡，留下10歲的獨子。
副瀨村民聞此惡耗，深痛不已，除了舉行隆重盛大葬儀，還將他安葬在村外東南公墓。1923年，森川已去世二十年，副瀨近鄰一帶腦膜炎開始流行，疫情蔓延，民心惶惶，當時擔任保正的李九於睡夢中，見森川顯靈，身著警察制服，指著李九說：「鄰村正蔓延著傳染病惡疾，要注意全村的環境與飲食衛生，則可確保平安無事。」
李九醒後，就將夢中森川的叮嚀轉達全村，村民也整理打掃排水溝、注意飲時衛生，因而得以避過腦膜炎的肆虐。村民在感激之餘，決議敦請雕刻師雕刻一尊身著警察制服的森川坐像，高一尺八寸，供奉於富安宮內，遵奉為「義愛公」。並訂每年農曆的四月八日，為其大祭之日，舉行盛大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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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安南區的海尾寮，地址同安路127號的「鎮安堂」，鎮安堂俗稱「飛虎將軍廟」，供奉的「日本王爺」，就是二次大戰時喪生的日本飛行員杉浦茂峰。
根據《安南區志》與《鎮安堂將軍府緣起》所載，1944年10月12日早上十點，台南地區空襲警報響起，防空壕的上空有大量的美軍機群盤旋。日本海軍飛行少尉杉浦茂峰﹙死後晉升為中尉﹚駕著戰鬥機升空牽制敵機。
說是「牽制」敵機，一點也不誇張。當時日軍已敗象明顯，飛機無論質量都已不是美軍敵手。杉浦的飛機中彈引發尾翼起火，瀕臨爆炸的危機。如果立刻跳傘，這樣的高度降落後生還機率還很高。
然而當時飛機正在「海尾寮」上空，杉浦若是跳傘，雖然自己可以獲救，但是上千戶的村屋也可能受到波及。尤其當時台灣農村都是竹搭或木造的屋子，一旦著火馬上就會延燒，飛散的火星也會四處延燒，消防設備缺乏的村落會整村燒起來。
杉浦為了不讓無辜的台灣人民受害，於是決定將飛機轉為上昇，衝向台灣海峽。在海岸防風林躲避的村民，驚懼地看著一團火球直衝入海，轟隆爆炸一聲的同時，瞬間火球激烈地向四面八方飛濺，杉浦的犧牲保住了千百位台灣人民的命財產。
戰後，海尾寮村落到處流出不可思議的傳言，有人夢見睡覺的枕頭邊，有一位穿著飛行服的日本年輕飛行員，醒了後查出這位為了不讓村落引燒戰火，因而犧牲自己的飛行員叫杉浦茂峰。於是地方上有心人士聚集討論，決議建廟以表現台灣人最大的感恩與謝意。
杉浦茂峰的生日是11月11日﹙農曆10月16日﹚，其墜機地點在飛虎將軍廟旁約20公尺處，現在「旺晟香店」，這一帶戰後還都是魚溫，今已是商店林立的街道。日本皇室六條有康親王，曾於1995年7月來此參詣過，杉浦茂峰的姊姊，還有同期的飛行員，也專程從日本帶和尚來台唸經超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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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談的國族（甚至我們自我認同的民族），在人類文明上，都是很晚才出現的東東。以前的農民，都只是土地上面的孳息或是附著物，領主說你是什麼人，你就是什麼人。一直到啟蒙運動以後，承認人都是平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表示，自己會管理自己，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意志，我們才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陝北黃土地農夫的孩子，為什麼要關心遠在萬里之外的台灣人呢？這並不是寫在DNA裡面，也不是因為這些孩子天生就會認出同胞，而是經由一連串很綿密、很精細的社會教育認同程式。這套程式，現在看起來很理所當然的東東，對日治時代台灣各族群的農漁民，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了。
所以政府需要一再地提醒和教化這些，例如老蔣教我們的「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就是因為四萬萬同胞還沒有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意識」，他們可能只有宗法意識、只有尊君意識、只有鄉土莊園意識，所以老蔣才要不停的在思想上動員我們。但動員了半天，頂多只有一半的台灣人認同，另外一半就是頑抗。
島內有一部份住民有抗日的歷史記憶，可是另一部份則有日治時代參軍的歷史記憶，而且長期被壓在社會陰暗的角落裡。你不能說，因為會惹的另一群人不快、不舒服，我們就只能乖乖留在歷史的陰暗角落裡面。
所以，台灣在解嚴後經過辯論和衝突，即使泛藍或外省人，大概也可以接受，台籍日本兵是時代的悲劇。台聯不要去東京的靖國神社拜，去新竹參拜就沒人抗議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歷史是從個人出發，不先走這一點，永遠不能明白，為什麼有人那條同胞與異族界線劃的與你不一樣。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是很複雜的，那條同胞與異族的線，絕對不是直線，而是一條彎曲的曲線。
台灣除了外省人以外的福、客、原各族群，都還還有人在唱「何日君（軍）再來」，甚至就堂而皇之的將日本軍警拿來當神明膜拜，這種俗民記憶，歷經老蔣與小蔣40年的白色恐怖依然存在。要認識台灣，除了紅藍綠這些政治有色眼鏡外，是不是也該試戴一下我用的這種「小民無色眼鏡」？
http://www.youtube.com/v/NWs9ilMOIr0&hl=zh_TW&fs=1&
台灣的日本總督與中國總統（管仁健卅著）
70年代開始，美國已決心退出越南的泥淖，開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糾纏22年的中國代表權爭議終告落幕。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也開始了至今仍難以挽回的外交困境。1971年有12個國家與台灣斷交，1972年更多達27個。其中衝激最大的，就是日本。
1971年7月16日，美國尼克森總統宣佈隔年要訪問中國，日本趕緊搶搭「中國熱」的班車。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成立；9月25日，赴北京訪問；9月29日，日本宣佈與台灣斷交。在斷交前，當時執政的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他也是日本最親台的「三劍客」之一，親自來台交涉如何處理斷交後的台日關係。
但老蔣認為雙方還未斷交，日本就急著派員來台談判斷交後雙方關係，因此憤而拒見，還發動大批學生，從椎名在松山機場一下機就包圍座車。台灣那時戒嚴了20多年，從來沒有人能在台北這京師重地聚眾示威，逮到這機會誰會放過，於是群情激憤下，椎名的轎車被砸爛，旁邊荷槍實彈的憲兵個個看熱鬧。
老蔣的「抗日」還不只是這樣，原本國軍裡的「白團」顧問，現在都回日本了，於是老蔣放膽全面抗日。光是動員軍方支援黨營的中影公司，就拍了「八百戰士」（謝晉元）「筧橋英烈傳」（高志航）「英烈千秋」（張自忠）「梅花」「八道樓子」等各式耗資巨大的戰爭片。
老蔣還怕人民捨不得花錢買票看電影，就在電視上不斷重播「中國之怒吼」「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紀錄片，告訴台灣人民，日本是如何侵華，南京大屠殺的殘忍照片，也不管會不會傷害孩子，殺頭的、女性露下體的、活埋的，全不打馬賽克的放進小學課本裡。
其他像是抵制日貨、不搭日機、不聽日歌、不看日片、不吃日本料理等「八不」。全國工業總會還要求會員採購原料、零配件與成品，要不計成本改向歐美廠商洽購。
老蔣為了不讓一連串外交挫折，使民眾開始懷疑台灣為何要堅持「代表」全中國的荒謬。他轉嫁危機的方法，是在愛國主義教育中，樹立一個「背信忘義」的敵國，給民眾一個發洩不滿和怨恨的管道。就像阿Q被趙太爺欺負了不敢言語，轉移去欺負比他更弱的小尼姑消氣，老蔣試圖讓日本扮演小尼姑，讓民眾可以隨意謾罵日本，發洩台灣人在多年戒嚴下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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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蔣的如意算盤顯然打錯了，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歷史上台灣經過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在現實上面對紅色中國「解放台灣」「血洗台灣」的恫嚇，本省人與外省人除了同舟共濟、互相體諒外別無他法。老蔣統治台灣20多年來，不斷強調「反攻復國」，但大家心裡也明白這口號的荒謬，所以自動轉化成「團結保台」。
可是老蔣為了怕外交困局動搖自己的權力，就一改以往為反共而「淡化」日本的手法，自以為是的發動了全面「抗日」宣傳，結果馬蜂窩一捅開，蜜沒吃到，反而換來滿頭包。老蔣想用抗日讓台灣人轉移注意力，沒想到反而讓民間興起了對日本總督與中國總統的比較。
日本統治台灣50年，先後派任了19位總督。前七位都是軍職，後來改為文職，侵華戰爭開始後又改為軍職。歷任總督真是「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他們分別是：
第一任：樺山資紀（海軍大將，子爵，1895.5.21~1896.6）
第二任：桂太郎（陸軍中將，子爵，1896.6.2~1896.10）
第三任：乃木希典（陸軍中將，男爵，1896.10.14~898.1）
第四任：兒玉源太郎（陸軍中將升上將，男爵，1898.2.26~1906.4）
第五任：佐久間左馬太（陸軍大將，子爵，1906.4.15~1915.5）
第六任：安東貞夫（陸軍大將，男爵，1915.5.1~1916.6）
第七任：明石元二郎 （陸軍中將升上將，1916.6.1~1917.11）
第八任：田健治郎（政友會系，寺內內閣閣員，男爵 1919.10.31~1923.9）
第九任：內田嘉吉（政友會系，貴族院議員，1923.9.6~1924.9）
第十任：伊澤多喜男（憲政會系，貴族院議員，1924.9.1~1926.7）
第十一任：上山滿之進（憲政會系，1926.7.16~1928.6）
第十二任：川村竹治（政友會系，貴族院議員，1928.6.16~1929.7）
第十三任：石塚英藏（民政黨系，貴族院議員，1929.7.30~1931.1）
第十四任：太田政弘（民政黨系，關東廳長官，1931.1.16~1932.3）
第十五任：南弘（政友會系，貴族院議員，1932.3.2~1932.5）
第十六任：中山健藏（民政黨系，文部省次官，1932.5.27~1936.9）
第十七任：小林躋造（海軍大將，1936.6~1940.11）
第十八任：長谷川清（海軍大將，1940.12.16~1944.12）
第十九任：安藤利吉（陸軍大將，1944.45-2.30~1945.10）
民進黨政府為了「去中國化」，不斷在課本裡強調，日本對台灣有多少硬體建設。我認為，日本在領台初期與中期，固然是戮力建設，但後期因發動對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讓台灣的建設不但中斷，還被美軍炸燬甚多，應該說是「先功後過」。
反觀國民政府，老蔣整天在搞「中國皇帝夢」，不切實際的反攻復國讓台灣民窮財盡。但自小蔣開始，也在台灣有著「十大建設」，讓台灣創造經濟奇蹟，應該說是「先過後功」。日本總督與中國總統，應該說是功過都有。
以往兩岸對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大多著重物質層面的探究，污名化為「殖民心態」。但我卻希望從精神層面上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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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是明治開國功臣。他一來台灣就對中央政府提出興建縱貫鐵路、基隆港與各地公路三大提案，中央政府自軍費中提撥十萬元作調查經費。但樺山最讓台灣人懷念的還不只是這些硬體建設，而是他重視福佬語（台語）的務實作風。
樺山不但在台灣設置警察與師範學校，大家以為一定是為推行奴化的殖民教育。剛好相反，為了推廣教育，1895年12月18日，陸軍幕僚大塚少尉提議盡快學習台語，總督府立刻召開台語學習會，由國語學校教授吉島俊明，與王星樵、陳文溪配合指導台語。《台灣文化誌》的作者伊能嘉矩，就是從這個學習會開始學習台語的。從現有資料來看，樺山領台的一年裡，就出版過七本台語教材：
（1）1895年7月18日，神田保和的《台灣語集》。
（2）1895年9月22日，加藤由太郎的《大日本新領地台灣語學案內》
（3）1895年11月3日，佐野直記的《台灣土語》
（4）1896年2月17日，水上梅彥的《日台會話大全》
（5）1896年3月15日，過清藏、三矢重松的《台灣會話編》
（6）1896年3月31日，御幡雅久的《警務必攜台灣散語集》
（7）1896年4月10日，田部七郎、蔡章機的《台灣土語全書》
從這些教材裡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如何熱心的學習台語。日本領台的十年後（1905），總督府展開首次全島普查，57,335名日本人中，已有6,269人會說台語，比率高達10.9%。尤其是警察與教師，更是熱心學習。
反觀戰後從中國來的警察，幾乎完全聽不懂台語。老蔣不但不鼓勵人民學台語，甚至禁止台語、消滅台語。我們這一輩的台灣人都有共同的經驗，在學校裡說台語會被罰錢，還要在司令台上掛著「我不講方言」的狗牌，來羞辱父母是本省人的台灣小孩。這種痛苦的經驗，也是讓民進黨每逢選舉，無論推出的人選再爛、政績再差，都還會有許多「死忠票」的主因。
老蔣的殖民統治在語言上，實施了比日本更野蠻的政策，因語言不通造成的警民或軍民衝突，以及本省孩子與外省孩子之間的幫派械鬥，更是不勝枚舉。宋楚瑜七○年代擔任新聞局長時，因為執行了電視禁用台語政策，雖然他後來為了選總統，也認真學習台語和客語，但當年他的查禁政策太激烈，傷害了太多台灣同胞，所以他兩次大選都失敗，也是咎由自取。
日本總督深知，一旦操之過急地全面日化，將刺激台灣人那一點僅存的自尊心。要讓台灣人接受日本統治，不能只靠暴力。所以他讓日本警察與教師先學台語，這樣才達成「使台民與我同心」的長遠目標。
相對於日本總督，中國總統蔣氏父子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以制式暴力加上對台灣人精神上的淩虐為手段。日治時代沒有台灣人因拒絕接受日本教育，遭受國家暴力的懲罰；相對的戰後中國化教育，則是被迫掛上「我不講方言」的狗牌，讓台灣孩子被迫蔑視自己的母語。難道老蔣一家所說的寧波話，就不是「方言」嗎？寧波話就比台灣話高級嗎？電視裡不准播台語的布袋戲、歌仔戲，但蔣公誕辰就播紹興戲，紹興戲就比布袋戲、歌仔戲高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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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是日俄戰爭的勝利將軍。他是一位清廉的軍人，捨棄前任總督桂太郎新建的豪華日式官舍不用，住進領台之初的簡陋洋式官舍。乃木最被台灣人所稱道的是，他每天都自備便當（飯盒）上班，他的秘書長木村匡也是如此，在以身作則的政風裡上行下效，讓人民看到一種完全不同於中國官員的清廉作風。
他一再諭告日本文武官員，要善待台灣百姓，不要以征服者及特權階級自居，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乃木為使下情上達，就在台北城內外，創設了「訴箱」的意見箱，由他親自帶鑰匙開啟，鼓勵台灣人將委屈直接向他投訴。
台灣人沿襲中國的風俗，喜歡給官吏政治獻金。一些台灣的有錢人希望對乃木奉獻八萬元，作為興建基隆到宜蘭公路的經費。結果乃木斷然拒絕，他強調日本政府除了法定的租稅，絕不向台灣人民多拿一毛錢。如果收錢，就是受賄，即使寄付也不行。他的做法，確實讓台灣人看見中日之間的不同。
乃木上任之前，台灣爆發霍亂，日本官員都單身上任。乃木的母親壽子與夫人為了安定人心，堅持與乃木同行。明治天皇非常感動，請皇后召見已經69歲的壽子，勸她不要隨行。但壽子上告皇后，她說台灣的女子大多沿襲中國的惡俗，在孩童時就迫纏族，她希望去台灣推廣「放足」（解纏足）。明治皇后聽了後更加感動，只能勸老夫人到台灣後要保重身體。
壽子來台後兩個月，就因惡性瘧去世，她死前堅持不准移葬日本，而要埋骨台灣，墓址就在三板橋墓園（今日台北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戰後老蔣的軍隊進駐台灣，墓碑被拆毀，淪為違建戶的建材。直到1981年才被一位日本觀光客發現，用重金買下後送回日本珍藏。乃木個人則在明治天皇去世後自殺。
乃木生前多次痛責日本官員來台只想撈錢，不肯長居此地，如何能讓台灣人民心服。乃木「以身作則」的清廉，放棄前任興建的豪華官舍，只住在簡陋的官舍。反觀老蔣來台後，嘴裡說這要反攻復國，實際卻「以身作賊」，在全島各名山勝地興建上百座的「行館」，即使至今都還存在34處。誰是為己，誰是為國，乃木的官社與老蔣的「行館」，就是最好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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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精通德、俄及英語，曾在日俄戰爭中在瑞典以情報立了大功。他在1918年6月一上任，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教化台灣人民。他主張台灣應該成為日本的一部份，台灣人要逐漸成為日本國民，因此訓示部下「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最終要達成「內台一體」。
當時台灣人還是被殖民者，不算是日本人。明石主張要教化台灣人成為日本國民，為政者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撤除語言、風俗、習慣等那些無法踰越的高牆，而教育是唯一的手段。當時台灣尚無內台共學，對台灣人的教育體制也很混亂。明石決定延長教育年限，創設專科教育，同時開始實行女子教育（1919年1月頒布了「台灣教育令」）。
1919年10月，明石回東京參加特別演習，結果在船上罹患重病，船到他故鄉福岡時，只好先讓他下船治療，但仍在10月24日藥石罔效，享年56歲。他在9月27日離台前夕，對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立下遺言：「身故之後一定要葬在台北」。於是他75歲的母親，親自將他的遺骨送來台北的三板橋墓園下葬。
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指出：「遺體永留在任地，將軍生前憂國之忱，至死不渝。他的英魂將永遠守護本島。」明石的下葬台灣，讓台灣人民極為感動。無奈戰後老蔣的部隊登台後，就強佔墓地為住宅區，明石的墓碑與乃木母親的遭遇一樣，淪為違建戶的建材。直到1997年，阿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原址改建成今天的十四、十五號公園，才被發現而移葬三芝鄉的福音山墓園。
明石是唯一一位死在任內的台灣總督，他就任前寫信給士官時代的友人安島政信上校時說：「我到了台灣，就要吃當地的食物，過當地的生活。如果死在台灣，就歸土台灣。」台北市協議員陳智貴先生也追憶明石總督遺言：「遺體就請埋在台灣。諸多政策未及實行，中途而去乃千載恨事。然我將變成護國之鬼，鎮護台民。」。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外來政權，死在任內的台灣最高領袖不多。荷蘭駐台第一任總督Sonk醫生、明鄭的鄭成功、鄭經父子，及日本的明石總督，都是埋骨台灣。唯一讓台灣人民不解的就是，今天桃園的大溪與頭寮的兩蔣「陵寢」，至今仍是「重兵戒護」。陵寢裡有二副棺材懸空放置，就是不願落在台灣土裡，比起歷來歐洲、南明及東洋的這三個外來政權，「殖民」心態更是毫不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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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石總督猝死之後，日本因大正時期的民主潮流影響，原敬內閣成立後，任命了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田氏幼名梅之助，1855年出生於丹波國冰上郡（今兵庫縣內）。自幼苦學，畢業於東京帝大，是有名的漢學家與書法家。1901年曾當選眾議員，1916年入閣。
田氏一接任後，就一改以往軍人總督的作風，與台灣知識份子吟詩酬酢，他連日記都用漢文寫的。他擔任台灣總督近四年，日記篇幅可觀。舉凡日常坐臥進退，對時務之意見等，巨細靡遺，盡在其中，成為研究近代日本與台灣史事的珍貴一手史料。
田氏履任之初，就標榜以「內地延長主義」作為統治方針，致力於教化台灣人成為純然的日本人。他改革地方制度、准許台日人通婚、廢除笞刑、解決六三法問題、改革教育制度、開放台日人共學、開始任用台人擔任高等文官、展開向南洋發展計畫及台灣史料編纂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內台共學制」。
1922年4月1日，田氏頒「新台灣教育令」，在初等教育方面分二系統：常用日語者(即日本學童)入「小學校」，不常用日語者(即台灣學童)入「公學校」。這個制度看來好像是「種族分離」政策，其實不然，若是強求完全不懂日語的台灣學童，與日本學童同班上課，跟不上進度的台灣學童勢必失學。另設「公學校」對提昇就學率、掃除文盲大有助益。
至於在中等教育方面，就實行「內台共學制」，藉以促進內台融合；並於島內各地設立：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今台南一中)、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今成功高中)、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今新竹高中)、台中州立台中第二中學校(今台中二中)、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今高雄中學)。
日本「皇民奉公」教育，在戰後被兩岸政府合力污衊成「奴化」教育，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悲哀。昭和之後少壯派軍人當權，「皇民」的意義被扭曲成「侵略工具」，明石與田總督多活幾年，會看到教育體制改變過程中，各種被軍國主義濫用，造成始料未及的弊端，但至少他們「內台一體」的誠意，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至於「奉公」，本來就是漢民族最缺乏的美德。為何戰後老蔣一來就破壞殆盡？為了去「皇民化」，連「奉公」的客觀行為都一起抹煞。戰後台灣人民每天清早掃馬路、為路樹澆水、腳踏車從未裝過「鎖」這種東西；但被老蔣派來的官員視為「愚民」。中國來的教員在課堂上，公然抽煙、吐痰與擤鼻涕，把台灣學生嚇得拼命閃躲。為去「皇民」而滅「奉公」，真是應了西洋人的俗語，倒洗澡水連嬰兒一起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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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領台50年，歷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兩蔣父子誣指台灣人受的日本教育是「奴化教育」，但他們自己是在校園中，由特務機關安插「安全秘書」與「人二」，監控每一個教員。另外校內設置「孔○德辦公室」（就是國民黨知青黨部，每校中間那個字都不同），甚至乾脆由軍方派任著軍服的「教官」。疊床架屋的特務監控，即使隨他們逃來的外省人，也沒被他當作「人」看待。誰「奴化」的更兇，正常人不會不知道的。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絕不為一己之私而操縱股市。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他受限於「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住的是租來的房子。
老蔣佔盡了台灣的名勝，以公款興建私人的「行館」，全台灣的資源都是他一家的私有。戒嚴40年的血腥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已被「皇民化」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當然也習慣走後門送紅包。老一輩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總督和貪汙玩法的中國總統，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進入了近代市民社會，台灣人起碼懂得公私之分。日本對台灣教育的盡心盡力，奠定了一個有教養的台灣人社會的基礎。但1945年的改朝換代，讓台灣人從一個「人」回到原始叢林的「野獸」狀態。
日本的「皇民教育」裡，從未教育台灣人蔑視自己的母語，以及蔑視自己生長的土地。但老蔣卻不一樣，他為了自己的「中國皇帝夢」，動員國家機器去教育人民「抗日」，結果反而把台灣最珍貴的「奉公」給毀了。
在我那個年代的小學生，每本作業後面都有兩句口號：「作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然而生活經驗卻告訴我，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好像都被老蔣槍斃光了。即使被教化成中國化的台灣人，在兩蔣眼中仍是奴隸，頂多不過是奴才罷了。讓我不禁想問：
台灣的日本總督會鼓勵員警學習台語，中國總統會嗎？
台灣的日本總督會以身作則來貫徹清廉，中國總統會嗎？
台灣的日本總督會在死後埋骨台灣，中國總統會嗎？
日本總督與中國總統，究竟是誰在台灣搞「奴化教育」，就看大家要看歷史，還是看政治了。
許多日治時期紀念碑被國民黨搗毀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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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築港殉職記念碑上文字全被抹掉
二二八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脫離日本統治，由中國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民眾原以熱烈的心情歡迎國民政府，然而，新來的政府卻在臺灣設立類似日本時代總督府殖民體制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緊接著，官場上貪污腐敗，接收人員假公濟私，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壟斷權位；經濟上厲行統制經濟、生產力大降，官商勾結囤積米糧、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人口激增；加上駐臺軍憲風紀敗壞，盜竊詐偽、擾民欺民之事層出不窮，臺灣民心日漸不滿。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等6人在臺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與一名中年寡婦的煙販林江邁發生爭執。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的香煙及身上的現金，林婦以家計難以維持，跪地求饒。查緝員不允其請，反而以槍管擊打女煙販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路人見狀群情激憤，群向查緝員攻擊。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對群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市民陳文溪(延至翌日不治)，民眾更加激憤，旋將專賣局卡車推翻路旁燒燬。部分憤怒民眾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凶手，不得結果。翌日(28日)上午，群眾擁至專賣局抗議，衝入臺北分局內將文卷、器具拋出馬路焚燬。另有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不料，公署屋頂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然，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市民萬餘人捲入風潮。同時，又有民眾占據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鼓動臺民響應臺北行動。臺灣警備總司令(行政長官陳儀兼任)宣布28日起臺北市臨時戒嚴。
三月初全島各大市鎮都發生騷動，各地憤怒不平的民眾襲擊官署警局，奪取武器，毆打大陸人。軍警則開槍鎮壓。事件爆發後，由各級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旋改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多方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陳儀原先對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多虛與委蛇，至3月7日處理委員會提出《42條處理大綱》，遭陳儀嚴拒。翌日，國府軍21師(劉雨卿所部)奉蔣介石之命，開抵臺灣，展開大規模之鎮壓與屠殺。臺人死傷慘重，許多臺籍知識分子、社會菁英和民意代表遭殺害、或被逮捕、或失蹤、或逃亡。直到3月17日奉命宣撫臺灣的國防部長白崇禧抵臺後，事態漸告緩和。然而，緊接而來的「清鄉」在全島各地進行濫捕濫殺，部分不肖情治人員從中要脅圖利，致使許多社會領袖蒙受不白之冤，社會上人人自危。
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至今仍無精確統計數字，不過綜合各方研究者推算，約在一萬人至二萬人之間。
二二八事件後，政府採取中國化的政策，忽視臺灣歷史文化的特色，致使政府與民間的距離加大，埋下日後省籍、族群衝突矛盾的因素。50年代之後，海外臺獨運動和臺灣島內民主運動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而興起。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最敏感的政治事件，也是最大的禁忌。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引起社會民眾的共鳴。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落成，總統李登輝向受難者家屬表示歉意，二二八的陰霾乃逐漸褪去。
APA style:
二二八事件。 (2009)。 大英百科全書。 2009年8月30日取自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ep.wordpedia.com/content.aspx?id=025964>....<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 其實所有侵略者一開始,都先以武力鎮壓.而局面穩定後,就會用懷柔政策.時間一耐,經濟一好,一般人就會貪戀富裕生活,而忘掉過去. 現在老一輩的台灣人有些還是很懷念日據時代
只能說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落實的太確實了<br><br><br><br><br><div></div> 大概是日據時代前後差異問題
日據時代生活安定，沒有太大的不公正
國民政府接收後，生活動盪不安，還有228事件
人當然還是懷念好的生活 說真的 日本人的民族素養真的很贊
ㄧ些作為也都很好
但是就因為南京大屠殺
還是最日本人有不好的感覺
雖然是戰爭 但有必要做到這樣嗎 1# tsai68
日本人在鎮壓完乙未割臺的台灣反抗運動後
迅速而有效率地建立起民政、軍政和文教體系
軟硬兼施地讓台灣人成為順民
加上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確實也並不全是居心叵測者
許多教師、法官、教授、國會議員都能對臺灣人友善
而且國民政府來臺後的表現又不符期待
對比之下 自然會有一些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日本存有好感了...<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 其實所有侵略者一開始,都先以武力鎮壓.而局面穩定後,就會用懷柔政策 現在老一輩的台灣人有些還是很懷念日據時代
只能說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落實的太確實了
cludepig 發表於 2009-8-31 11:23 AM http://www02.eyny.com/images/common/back.gif
真是扯淡
這與日本皇民化教育根本無關
是國民黨幹的實在太過失敗惡劣殘暴
先是糧食部份
台北市白米的價格變動
時
間
白米1台斤
指
數
1945年
8月
0.2圓
1倍
10月
3.6圓
18倍
11月
12.0元
60倍
1946年
2月
16.8元
84倍
4月
20.0元
100倍
1947年 1月
80.0元
400倍
12月
220.0元
1，200倍
1948年12月
2，400.0元
12，000倍
1949年 4月
4，000.0元
20，000倍
1950年 1月
新台幣
0.6元
資料來源：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1946 .01. 02.新生報報導︰台南飢饉，同胞不願行乞，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
1946 .01. 05 人民導報報導︰近聞萬華地區也有因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
1946 .02. 07『東台快報』因刊出『糧食問題』的社論，遭國府停刊。
1947 .02. 12人民導報報導︰高雄地區米價高昂，多次發現僵斃路上之餓莩
經濟方面
一 接收日產
1945 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組成了台灣省接收委員會，開使始日產接收工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日產接收工作完成。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全台接收了日人公私土地405,808.4523 甲，房屋 32,886 棟(佔 5,778,292.8677 甲)；總計接收日產價值達156 億 653 餘萬元。接收的日產中絕大多數劃為公營，佔台灣當時所有產業 70%以上。
這樣的接收政策引起台灣人極大不滿。他們認為所謂日產，大部分是日本人從台灣人手中非法強奪而來，應合理處置而非全數歸公。而日產的處理與標售，又是黑幕重重，監察委員何漢文即指出，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各地「無惡不作」，許多屬於台灣人民私人的產業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沒收處理，而許多真正的日產卻又在處理委員會和地方惡勢力串通下，變成個人私產；當時監察院就收到許多台灣民眾檢舉日產接收、標賣日產、勾結貪污舞弊和人民產業被官方搶奪的案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監察院長于右任都曾指出事件是日產爭議及大陸人掠奪日產所引起。
二 新舊台幣 的始末
1946年5月22日發行舊「台幣」原限發行額為30億元，發行半年後即增為53億元，直至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改制新台幣前夕，台幣發行額更高達5,270億餘元，較原訂發行額增加175倍。
台灣銀行並於1948年開始發行面額達5千、1萬、10萬的「定額本票」，與舊台幣並行在市場上流通。三年時間(至1949年5月28日)，舊「台幣」的最大面額已經發行到100萬元。共有一兆二千一百三十六億元的即期定額本票在市面上流通。
總發行金高達一兆七千四百零六億
且最可恨的是
舊台幣式四萬換一塊新台幣
跌幅更慘的中國法幣居然是20換一
台灣人損慘重
中國人卻大賺一筆
...<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br><br><br><br><br><div></div> 不講政治上一些狗屁倒灶的行為,
光經濟上舊台幣四萬換一新台幣,
日本五十年都沒做,某黨兩年就敢做了,
都忘了為什麼失去大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也可以算把台灣邁向更現代的國家
雖然當初是為了殖民統治的關係
可是他們也謂台灣的工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而且台灣人也比朝鮮人還好管~ 朝鮮是動不動就暴動
二戰日本有在台灣和朝鮮募兵但是台灣參加的人很踴躍@@
比朝鮮還踴躍@口@
有些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人都會覺得日本殖民時代比現在的政府還好
題外話~~像我外公受過日本教育 打過太平洋戰爭 他就有日本武士道的觀念而且超級重XD...<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理由，就是日本台灣統治五十年期間，沒有直接的屠殺發生。
這導致兩邊對於日本人的看法差異極大。 現在老一輩的人(70至90幾歲的臺灣人)
他們並沒說錯上述的東西
尤其在南部一帶的老人更是如此
有時間多跟這些老人問問吧
他們都歷史見証者。
過去的不可恥，但不承認也不改的最可恥
過去的歷史現在的人是無法體會的，因為我們都不在現場
{:1_newbiggrin:} 在日劇時期台灣人的gdp是中國人的好幾倍
在中國人來了以後
台灣人變成台巴子
而中國人變成高級外省人<br><br><br><br><br><div></div>